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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玮玮:可能我的迷惑,也根本不是迷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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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“他戴那个帽子不会掉下来的吗?”这是新鲜人的视角,习惯这顶帽子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。黑色小帽就像长在张玮玮头上一样自然。10月23日晚他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出,合作乐手有摇滚三大件加小号及弦乐四重奏两套编制,也算是从新鲜角度重看张玮玮。

“他戴那个帽子不会掉下来的吗?”这是新鲜人的视角,习惯这顶帽子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。黑色小帽就像长在张玮玮头上一样自然。10月23日晚他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出,合作乐手有摇滚三大件加小号及弦乐四重奏两套编制,也算是从新鲜角度重看张玮玮。

做了半世优秀乐手,历经美好药店、河乐队、野孩子等乐队,张玮玮三十六岁大器晚成出道当歌手,发专辑,后退出所有乐队,扔掉又捡起手风琴。他的音乐简明浅白,幽微丰美,低回反复,身上既负九零年代民谣一代的语码,又不甘于此,上下求索,让人觉得亲近。

张玮玮擅写作,一贯以作家的敏锐警醒剖析自己——哪一部分理性,哪一部分感性,该不该遵循规则,要不要放纵欲望的走向。人若是对自己不留情,分析得鞭辟入里,会引起痛苦和他人的钦佩。张玮玮就是这样对自己,发了新专辑,满足了吗?放下手风琴练吉他,开心了吗?退出集体的庇护一个人,害怕了吗?很久不登台,渴望了吗?他有很多矛盾,一边走,一边解。今年七八月份开始,很久不演出的张玮玮终于放空了肚皮,饿了。音乐会取名“风筝和飞鸟”,出自《雾都孤儿》里一句歌词:“向左向右,风筝和飞鸟,站在荒野上看天色变暗……”还有一首也是《白银饭店》里的,“弟弟说,哥哥你看,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”。(《两个兄弟》)

风筝有线,飞在章法里。飞鸟无绳,直冲入云霄。手风琴和弦乐四重奏拉巴赫《a小调无伴奏长笛组曲》的《阿勒芒德》开场,观众和张玮玮一样紧张,就像在众目睽睽下考级,全场肃然。一曲一曲,奏完巴赫,他给自己的挑战和心愿达成,“度过这个阶段就是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”。接下来唱自己的歌《花瓶》《真相》,“放飞自我”。歌的调式、色彩和旋律都是长久以来民谣张玮玮的印象,伤感、黯淡、迷茫,马要回到古代,鲜花渴望干燥和枯萎。弦乐的清晰和谐化作蝴蝶翩飞,巴赫世界晴明的秩序瓦解。

弦乐四重奏和乐队的《沙木黎》可以看作转场。弦乐、电吉他、贝司、鼓、小号先后登场,层层涂抹,前紧后松,荡啊荡,荡入一个更广阔的音乐空间。

演出前他写了一篇文章,说一直向往迷幻气息,一直没能呈现出来,这次和这批上海本地乐手碰出来了。转场过后,合成器循环螺旋声,台上一队人马很像老电影里登场的乐队,有强烈的置身往事中的感觉。小号手丰玉程原来都是即兴,他提供非常优美纯真的东西,在groove最酣时亦保持了几分置身事外的超然。距离远,看不清,总觉得张玮玮都脸红筋凸的时候,一个小号手好像还气定神闲,真是难得。

那晚有两种张玮玮,一种我们更熟悉,唱苏联味儿的歌,咬合紧密,旋律忧伤,精巧的小乐句环环相扣。一种开阔疏朗,海潮起伏,编织幻境。上交的环境原为原声乐器而设,他们插了电,电噪时不时滋滋在头顶流过。声音发蒙,耳朵有时出戏,想念郭龙的手鼓,恍惚不知身在何处。

还是听张玮玮自己来说吧,手风琴、巴赫、往事、低谷、北京,音乐的画面和色彩,人跟乐器的关系,饥和饱,怎么落了单,音乐要去哪里。

两年前退出所有乐队后的那个春节,张玮玮去了一次北京,想找年轻时激情力量的来源,没找着,一个人看电影把自己看哭了。回到老地方,却找不到老物什,“除了钟楼,谁都不认识我了”。他出电影院就写了篇歌词,副歌里有一句话很老套:“谁也无法为谁停留”。新歌叫《北平》,前奏很大声,有时代曲的意思,他特别喜欢。

张玮玮又进入那种状态,刻苦练琴,睡梦里都在写歌。人生曲线,是否又到了要扬起来的时候。澎湃新闻:散场了我问朋友,为什么要听张玮玮拉“赋格的艺术”?她说,因为可爱啊,那帮搞古典音乐的哪有他那么可爱。你觉得有Richard Galliano这样的行家在,干嘛要听小张拉巴赫?

张玮玮:Galliano的《BACH》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。昨天演的这几首是我最喜欢的几首曲子。真的就是一种圆梦。喜欢器乐的人总想在台上演奏乐曲。

在我心里面,除了歌手的部分,还有一部分是演奏者,还是很喜欢纯演奏器乐。这对我来说也挺麻烦的,导致我一直没法全身心投入乐器,也没法全身心投入到写歌、唱歌里。所以,就是这样吧。

听我拉,观众的感觉可能是多重的,不会像纯演奏者那么纯粹。可能观众会自己附加一些东西,不好说。反正这就是个人的行为。

澎湃新闻:什么时候开始迷巴赫的,为什么是巴赫?

张玮玮:我是小时候我爸逼我学钢琴,钢琴初级教程里都有巴赫的小片段,当作练习曲。我爸跟我讲,这个是巴赫,赋格,十二平均律。当时不喜欢,因为小孩儿真的理解不了。它是很特殊的音乐类型,不是那么情绪,那么美,完全不是旋律化的东西。但脑子里就有了这个人和赋格、十二平均律这些东西。

后来慢慢大了,开始明白这个音乐为什么过了四五百年,还能在所有演奏者、音乐爱好者心里有那么高的位置,因为它太厉害了。巴赫的音乐基本上都可以一生一世去演奏、去钻研。

我一直都喜欢听古典音乐,因为小时候上学在西安音乐学院上过一段时间。那会儿小,那个环境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。白天,琴房那栋楼全是一个一个小房间。走进那栋楼全是练习的人,一个小时一个人,从早上排到晚上关门。那个场景很美,那么单纯,每天练一个乐器,所以我一直很钦佩那些练古典的。后来我没往那条路上走,十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摇滚乐,吉他。

像弦乐四重奏,特别喜欢,是个特别好的乐队形式。还有中亚、阿拉伯的弹拨乐组合,摇滚乐队,阿根廷的探戈乐队,东欧的吉普赛乐队,都是很好的乐队组合方式。

弦乐四重奏是个非常美的组合,就四个人,是个很极致的东西。它的形式感和内容特别优雅,背后还有深厚的音乐文化。这次上交约我演出,就直接想到了弦乐四重奏,它和民谣也很容易搭在一起。澎湃新闻:排练九天,是从零开始,还是事先有个大致方向?现场四节,你怎么考虑的,怎么评价?

张玮玮:排练排了九天,但演出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。我是9月12日先来了一趟上海,确定乐队班底,在小的演出地演了一场,就开始分头准备。乐队的编曲稍微晚一些,先准备四重奏的编曲。我在云南做好demo,发给弦乐的老师,他来编。同时和乐队沟通了一个大致的编曲,因为我们乐队编曲不太会提前固定的,一般还是喜欢人跟人在排练时碰,所以之后九天的排练主要是在排乐队。弦乐都是排好的,主要是在找呼吸、熟练这些。

这四节的第一节是我的一首手风琴曲,一首吉他。手风琴是巴赫的《阿拉芒德》,吉他是我自己的一首歌。这个开头就是“风筝和飞鸟”。巴赫的曲子特别严谨,你只有拉得特别好这一条路,对他的作品完全地理解,完美地诠释。

我自己的歌弹吉他唱民谣,随时都是对的,只要自己的感情到了,速度快慢、拍子的小节数、旋律的唱法、它的断句、包括歌词段落的更改,都可以在现场随着那一刻的发生改变,就像是很自由的东西。

我的用意,前两首就是风筝和飞鸟,贯穿整场,指的是做音乐的人的自由和严谨,编排好的和打破编排的东西。这是当时取标题时设定的一个线路。

弦乐四重奏和我的合作也是这个模式,前两首巴赫,后三首是我自己的歌。前两首需要很标准,后三首大家其实是在完成一个线条形的东西。后三首我自己唱的时候,心里是很自由的。

乐队有自己的呈现,也有和弦乐合作的。弦乐合作都是提前和乐队编好的,乐队演的时候有很多是即兴的,像《星期三的故事》,中间solo是纯即兴的。《米店》除了我的唱和我的吉他,其它部分都是即兴。小号从头到尾都是即兴,而且是事先跟小号手说好的,就是尽量让他不要去规范,很多东西就是放着去打破的。

小号手丰玉程非常厉害,是上海音乐学院很老的毕业生。毕业以后没去做古典,做过爵士乐团,离开以后给小号加效果器吹,做很迷幻类的音乐,在很多个领域跳进跳出特别厉害。我很喜欢他,第一次听他吹我就加了他的微信。他在乐队就是负责完全“飞”的东西。

澎湃新闻:感觉现场你的歌有两种,一种是苏联味道,咬合紧密忧愁的,一种疏阔开朗,编曲很荡漾。这两种歌的表现方式似乎也不一样,编曲的意图是不是也有点区分?

张玮玮:我听的音乐比较杂,像你说的苏联味儿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东欧音乐、吉普赛音乐、中亚音乐。苏联包括了这一大块地方,当时把很多地区的著名民歌改成苏联歌曲,小时候肯定受到这种影响。我的歌里经常有这种东西,它有点儿悲情,有点革命浪漫的味道。

你说的开朗的这些,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公路感的歌。它的律动一起来,就有了公路上开起来的场景感。我是三拍子的狂热爱好者,我的大部分歌都是三拍子。三拍子也伤感,但它的伤感稍微晴朗一点。

做音乐,写歌编曲,都需要自己去调配这些。一场演出的曲目、专辑的曲目、每个阶段写的歌,都需要调配。好比这个阶段想找幽暗的,弹出来晴朗的也不会弹它,反之亦然。大部分时候是随机来的,但到了最后呈现的时候,还是会有理性的区分。澎湃新闻:新歌的歌词其实听不大清楚……《北平》那首,还是孤独无人识的状态,怎么会?“人可以食,鲜可以饱”,是不是这样,就算吃得饱,人的各种欲望总是难满足?

张玮玮:《北平》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,朋友也都喜欢。这歌是前年春节写的。前年退出所有乐队停止演出。当时状态不太好,对演出,对很多东西都产生疑问,感觉自己进入困境还出不来了,必须停了才可以。那阵情绪非常不好,看不着方向,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在音乐的路上往前走,自我怀疑。

就是正常的低谷曲线,人生的曲线到了落下去的时候。春节的时候哪儿都不想待,也不想回兰州,就一个人去了趟北京。春节北京人很少,初四初五的样子,在北京待了三天。

我特别喜欢北京,年轻时候待了多年,对北京有心灵寄托,那个地方像激情力量的源泉。年轻的时候那么激荡,总觉得那个地方还会给我那些东西。结果到了北京特别凄凉,因为朋友也都不在,春节也不太好去打扰人家。我也没主动去联系谁,去了更孤独了,特别孤独。

那年电影院在放韩寒的电影《飞驰人生》,看着看着就看哭了。不是被电影给感动,不是特别喜欢那电影,但自己已经到那个点,随便什么就能给点破。从电影院出来的路上写了歌词。它的副歌是:“谁也无法为谁停留,电影里他们掉下的眼泪,假的很真,真的却很假。”

电影里演员在掉眼泪,他们是假的,演的,你感受的却是特别真的感情。你的眼泪是真的,但知道是被设定的东西催出来的,所以就是假的很真,真的却很假。这歌就是这样,词很短。我本来想把它当作动机,加深多写,后来觉得没必要,几句话就够了。

它的第一句是:“亲爱的,你可知道这北平,除了钟楼,谁都不认识我了。”我特别喜欢北京的钟鼓楼一块,尤其钟楼。鼓楼是满族人的样式风格,特别红特别花。鼓楼后面的钟楼是明朝样式,有一个很古朴的形状,颜色是本来的墙的颜色,古朴敦厚,看着特别舒服。钟楼旁边有个民宿,我每次去北京都住那个民宿,窗口就能看见钟楼。

北京这几年变化特别大。我们多年前在那儿的感觉,街道,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。只有钟楼还认识我。就是这样,就是那阵子的心情,落单儿了,离开了集体,自己把自己推到了那样一个境地里。

人的欲望肯定是没法满足的,满足了也没意思呀。就像是吃饭,你特别喜欢吃一个菜,你去饭馆里一次吃三份,吃完了你再也不想吃这个菜了。欲望就是这么回事儿嘛。它就是得不到的快感。

我对生活的欲望不太高。我生活非常简单,吃东西喜欢吃很简单的几样,好多东西我都不吃。也没什么太多的物质需求。我的欲望都在我想做的东西上。我三十六岁才从乐手转行当歌手,起步非常晚,出了第一张专辑。

一出道就已经不是小孩儿了,获得满足感的点已经不是简单的那种。第一张专辑没让我获得满足感。一直到现在都没得到那个感觉。停了两年,现在很想,就像吃撑了,隔了一天没吃饭的感觉。现在特别想演出,特别想排练,做新的东西。

这场演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。

澎湃新闻:有一阵好像是放弃手风琴改吉他了,怎么又重拾?

张玮玮:我前年停下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打算放弃手风琴了。那阵子因为在台上演出找不着状态,所以想停下来,把原因怪罪在手风琴上。离开一年半,基本没碰手风琴,一直在练吉他,又买了电吉他,是打算往吉他上转的。但是今年演出一开始,从七八月份开始,好像很自然地就不得不又拿起手风琴。最近天天练手风琴,每天四五个小时以上。

有些是注定的,我和这个乐器的关系,就像人跟人之间的姻缘,你离不开他。

我喜欢单一的生活,生活规律,交朋友的选择、界限都很清晰。但对乐器完全不是这样。音乐上我不是这样,我就是喜欢很多乐器,吉他、手风琴、乌德琴、冬不拉、电子音乐,前阵子还买了做hip-hop的鼓机,电吉他的效果器。

我老是劝自己要专注在一个乐器上,但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。我就是喜欢好多乐器,也不打算拦着自己。我就是想,我的最终选择不是某个乐器,而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待音乐。从演奏者纯粹的角度,还是一个更旁观的视角去看待音乐。因为音乐并不是乐器本身的东西,而是一个综合的东西。

就像是编曲,我的编曲意图是:它的基础是行进感的,像年纪稍大的一个公路片的律动。有律动,但是松弛,不急迫,是开阔的场景。我希望它有画面感,色彩是为了画面而服务的。每个乐器、旋律都是一个色彩。

这是我对编曲,对我想做的音乐的理解。所以我喜欢的乐器越多,我越了解这些乐器,越能知道色彩的多样性,它在整个框架里能呈现出的可能性。所以可能我的迷惑,也根本不是迷惑。我的无法选择的东西,也就不用选择了。

(记者:钱恋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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