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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峥:《囧妈》之后,我不会再自导自演了

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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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10月11日晚,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开幕。

10月11日晚,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开幕。本届电影节为期6天,包括影片特别推荐、电影展映、电影论坛等活动。12日上午,首场“大师班:电影的初衷是快乐”邀请到知名导演徐峥出席开讲。导演杨子客串本场大师班的主持人,去年由他执导的电影《宠爱》,在“贺岁档”取得6.84亿的不俗票房成绩,该片监制正是徐峥。

杨子介绍说徐峥作为一名演员,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,“他们大都是小人物,小人物的戏剧性也变成他的代表风格,深受观众喜爱。”而作为导演,“他通过对一些中年角色的多角度刻画,在电影里探讨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。他总是能够非常恰如其分又深入人心地去刻画人物之间的情感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,这些是最打动观众的。他的电影屡屡创造票房奇迹,而且在近几年,他把‘囧系列’逐步打造成一个特别成功,炙手可热的超级IP。”

另据悉,依托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,大师班活动落地西安已经成功举办两届。以下根据导演徐峥的现场发言和问答,综合整理呈现。

【徐峥口述】

蛮享受“命题作文”

大家都知道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是一个命题作文,但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。短片有短片的构架,不管是去年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的《夺冠》单元,还是今年的《最后一课》,由大家一起来框定一个主题——作为导演如果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故事,找到一个自己的主题,这是最费心费力的事,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片子里不成问题。

采风的过程中,我和编剧一起讨论要讲什么样的故事。因为是短片,所以起承转合可以不需要那么多,其实就是一个架构。去年的《夺冠》是动作类型,因为他要去弄天线(笑)。今年《最后一课》,就像给一个长片做梗概一样,里面该有的元素尽量去呈现,所以信息会比较密集。

我自己是演员,一直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去入手的,我自己在现场也导也演,创作的时候的视角更多是“内视”:从自己生活中找到故事,或者我所关心的题目是什么,但在《夺冠》和《最后一课》中是“他视”的角度,我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,好像用第三人称去讲他的故事,一个是小孩,第一次心动的感觉;还有一位是老教师,当他的记忆渐渐消失,企图找回过去的情感,达成未完成的心愿。

我们采风所看到的新农村,首先是震撼,我没想到中国现在最高端的农村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。

观众是非常害怕说教的,一旦你想把已经想好的观点呈现给观众,他们就会比较逆反。我觉得故乡的概念更多是我对于这一方土地以及在这里人们的情感,情怀才是更重要的。我想到有很多旅居海外的人,家乡对他们而言感觉更加深刻,更加铭心刻骨。在拍摄之初分配任务,导演们首先提出一个“东西南北中”的概念,我先举手说“东”,我是上海人,“东边”我稍微熟悉一些。去年的《夺冠》,弄堂里的生活是我从小经历过的,所以我有感觉。

公司有一个小伙伴是千岛湖人,给我传了很多家乡的资料,我觉得真的很美,中国最美的乡村公路、乡村小区都在那里。后来实地看到那个小学,真是彩色斑斓,我和摄影曹郁商量,由结尾学校推到前面那幅画作为线索,电影一开始就出现了这幅画,水墨图样,有点抽象,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揭示了这是过去的希望,是种子。我想说电影中的这所学校,就是由当年村里的小孩子出去学了建筑,学了设计,回来给家乡设计建造的。

以曹郁的能力和级别——好的摄影师会非常关心人物,关心你的故事,会使劲从剧本中发现一种和导演可以连接的部分,我们在这方面交流了很多,他由此确定了整部影片的色彩和影像基调,我们到底怎么样弄颜色。我们特别希望每一个镜头拍出来,都非常阳光,但在拍摄过程中正值南方汛期,一直下雨。在小学拍摄,曹郁定制了好大的灯,有一排灯,每个灯的尺寸就像大吊车的轮子。拍摄时,曹郁说当心窗帘离得太近,别烧起来,我出去一看,嚯,这么大的灯!走到跟前就热得不行。所以电影里的阳光都是打出来的,很不容易。

在表演层面,这部戏有这么多一线演员加盟——这部电影不全用明星当然也可以,但今年情况很特殊,有疫情又有汛情,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演员做太长时间的磨合以及整体训练,找明星演员是图快的方式。对于这些演员来说,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戏里担当主角。这部戏只有一个真正的主角范伟,其他人全是配角,我需要大家非常快速地找到人物感觉,集结在一起,呈现群像的力量。从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这个片子,每一个导演都会考虑到尽量地集结一些明星,让整部电影引起更大的聚焦。

我刚开始做导演时,并不是完全像各位青年导演一样,有一个很明确定位,即我是一个导演,要表现一个作品。我最开始做导演是从做演员一点一点介入进来的,做演员的时候,我不会比较单一地去关注表演层面的问题。我认为表演需要有一个空间,一个土壤,必须所有前面准备工作以及营造的周边都处在比较对的环境里,才能谈得上你的表演。去到现场,你发现场景都不对,服装、造型哪哪都不对,你还演什么?演不出来的。

当在演员层面要求越来越多,就带给我一种不满足,要不然还是自己来吧!自己来管这一滩。一开始做导演我也不在乎看不看监视器,自己多演几条之后再看监视器。现在我变得越来越愿意呆在监视器后面,随着影片制作条件的提升,你会发现坐在后面工作都来不及,你需要去看片场所有的人,看整个画面,看摄影机的运动位置等等。去年我拍《囧妈》时就说了一句话,我再也不自导自演了,除非我在里面演一个非常小的角色,还能照顾得过来。未来如果是演的话,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请到一位导演,或者是在座要拍片,请我去演,我前面就和导演沟通好,最多我全部都演完了再去看一下,和导演一起商量下。这样我做演员就能专心一点,如果是导演的话,在监视器后面做幕后就好了。

“你的水平、品位是怎样,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样”

作为青年导演,我觉得不管是和大腕演员合作,还是和所有演员合作,哪怕他是龙套,是群众演员,他在那里弄成什么样子,作为导演都得知根知底。我觉得这是导演最重要的工作;第二,拍摄到最后,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工作叫混录,即是把所有的音乐、画面全部揉在一起后,做综合的调试。混录对导演来讲,需要有综合能力,你对音乐的感受能力,你对整个节奏的把握。

我在做舞台剧导演的时候,或者我做舞台剧主演时,比如说再过一周就要演出了,我必须起码再提前一周把这个戏全部都排完,不能说还剩3天了,才把这个戏排完,那是不行的,那没办法演出。留出越多的时间联排越好,不断地联排,每天联排一两遍,还有三遍,导演要做的就是不停记笔记。做电影混录,当剪辑师告诉我定剪之后,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不断地调,每次还叫上几个人,来提供观众视角。最后是混录的节奏,整个地过,它是不是流畅?哪里不舒服?有时你会发现这个点慢了,这里快了,都是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最终的调,包括音乐、整个声音上去以后,都会影响电影的节奏感,这很重要的。所以对导演来说,很重要的工作是必须在平时对于音乐、美学、表演等等,都要同步理解提升。你的水平、品位是怎样,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样。

做监制,我觉得更多是给导演提供全流程服务。现在市场会把年轻导演搞得很焦虑,他既要找到投资完成自己的作品,又要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个人表达,最后片子拍完还得面对市场考验和制作环节的压力。大部分导演都是文艺青年、艺术青年,喜欢这个行业是因为他热爱,现在要让他面临发行,就会抓耳挠腮。所以,这里就是需要有个监制来统筹整个的工作,我挂名监制,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,而是我的整个团队的工作。

电影是全产业链的东西,从你开始有了idea要拍什么样的电影,“算计”就开始了,拍这个电影行不行?你手里有三个故事到底先拍哪个?针对什么样的人群?确定什么样的档期?全是“算计”。所谓的工业化,应该是所有环节齐头并进的。做完电影后就会涉及到宣传元素,而宣传其实已经早该介入了。宣传又要和发行紧紧铆合在一起,形成最后你的片子怎么呈现到市场上,并获得一个完整的表现。监制的工作其实是帮助导演缓解压力,帮他把全流程的工作契合安排好。即便全部安排好了,开拍了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,监制得明白导演的诉求,有时我们又得劝导演你可不可以不这么想?如果那样子的话也许会更好。电影要不要短一点?都会有这样的情况,因为拍电影是一个综合体。艺术的探讨归艺术,但从整体上来讲,最后应该是导演和制片、监制之间达成一种共识,这种共识会引导你们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努力。

我自己的电影做完后,会做一系列问卷调查。问卷调查里大家给出的答案,你有时候会特别咬牙切齿(笑),特别恨,这么好的地方你居然觉得不好?!导演在导一部电影的时候就像自己开车一样,有时就是会碰上路怒症,怎么就堵车了?会按喇叭,就是有这样的情绪。但对于一部电影来说,你要克服你自己的情绪,要完全能够把你的脑回路给换过来,不站在你原先预设的视野,你跑到车子外面来看一下状况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,包括当代导演都得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。你得能够完全舍弃你非常喜欢的东西,或者是你能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,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挫折中成熟、成长的。

我也是从青年导演过来的。但我觉得有一个差别和一个优势,我从戏剧学院毕业后,就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,等到我从舞台上去到影视,从我第一次进到影视剧现场开始,一直到我第一次开始真正做导演,这当中在现场呆的时间太多了。如果我拍一个电视剧,比如三四十集的男主角,基本在整个戏里有900场戏到1000场戏,每天呆在现场的工作时间非常长,我要和每个部门协作。作为一个主演,我太清楚每一个部门是怎么工作了,我就是站在那里从头看到尾的。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演员转行做导演,你会发现他们成功率很高,就是因为演员在现场呆的时间足够多。

现在有很多年轻导演,因为他自己写了剧本,他是一个剧作者,他不想让别人拍,怕他人拍给拍毁了,就要自己拍。但他在片场现场的时间太少了,当他去到现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、那样的问题。我觉得对于青年导演来说,这个亲历现场是很重要的环节。我拍《囧妈》,剧组有个小孩是在纽约大学学电影的,他跑来现场做副导演,我问他在学校前期学什么,他说第一个学期就是学做通告表,做计划的,我发现他(受的教育)完全是从一个制片的层面来告诉你当导演的工作该是什么样。但我们原先传统艺术院校的概念是,学艺术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制高点上,要看很多大师的作品,如此一来到了制作现场就会形成很强烈的落差。

我并不是说咱们这个不好,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。

剧本是整个拍电影工作的蓝图。我在做演员的时候,有太多次现场改剧本的经历和经验,当然,这种“改剧本”并不是很多编剧所不齿的,说你是一个戏霸,你来改我的剧本,我觉得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。我是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前提下,跟导演一起探讨怎么样表演才更好,或者怎么做才是更加合理,我后来发现这个工作应该是个基础工作,是不应该到现场来讨论的。后来自己做导演的时候,我不喜欢在现场改剧本,我觉得你应该早就把剧本改好,因为在拍摄现场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,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。现场是去拿答案的,现场只应该去调整技术问题。而真正的表演,对人物的感觉,怎么去说这句台词,这些应该是在下面全部提前把功课做好。《囧妈》开拍前,我和演我妈的黄老师(黄梅莹)用大概10天时间,在一个排练厅请一个表演老师,把所有的戏全部都过一遍,在那时我们把所有的戏都排好了,要改的台词在那时全都改完了,这场戏怎么演,那场戏怎么演,演员到现场全部都非常清楚,到现场就按照这个来就好了。在现场要解决表演和镜头之间的关系。

“我现在很在乎观众离场时的感受”

艺术电影非常具有个性化,作者属性很强,所应该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和个人的感受,在这个里面就没办法去做那种比较“算计”的规划,就是看你喜欢不喜欢了。比如有一个年轻导演带着艺术电影的企划来找我,它从哪个角度都说不通,但你就是喜欢,喜欢它的气质,从美学的角度喜欢这样的调性,喜欢里面所有的味道,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这种的我们就不会给他以任何干涉,尽量让他体现自己想要呈现的那种质感,就那样去做。如果一个艺术电影本身很具有作者性,你要么就别认可他的才华,认可了就别再指手画脚,要不然一弄就是不伦不类。艺术片导演也需要监制,因为艺术片在最后发行上有不同的方向,好的制片并不是说我只做商业,当他面对艺术电影的时候,也得知道怎么样来运作。哪怕你去参赛,参加西安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,这只是不同的路径而已。

回望中国近三四十年的喜剧片发展变化?好大的题目,这其实是一条轨迹。陈佩斯老师,和陈强老爷子,他们父子的系列电影。再往前,像谢晋导演拍的《大李、小李和老李》,还有上影厂的《三毛流浪记》,一直到近二十年冯小刚导演的喜剧,也包括看香港导演周星那种无厘头的喜剧,一直到现在开心麻花,他们是从原来东北方言感觉里,从演舞台剧过来的,好像喜剧都是跟戏剧表演和舞台表演有一定的关联度。开心麻花是东北式的,整合了东北方言喜剧,再加上有很多周星驰式的无厘头,各种现代感觉的东西放在一起。宁浩导演拍的是带有黑色幽默的喜剧。

我觉得自己很难对整个喜剧发展一概而论,在我看来所有的喜剧都是平行的关系。我在戏剧学院和毕业以后演舞台剧的时候,发现自己很喜欢演喜剧,因为你只要站在台上说一个包袱,下面马上就笑了,那时你会瞬间获得满足感。而且我觉得中国观众很喜欢看喜剧,看一个电影他们笑了,会觉得特别物超所值。在消费中,娱乐需求占很大的比重,所以喜剧一直在中国电影中占很重要的位置。我自己可能年龄大了,我不像以前那样特别在意享受观众的笑声,或者说是不满足于这样,你没有笑得那么哈哈大笑也没关系,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往那个方向去使劲,也能逗笑你。我现在很在乎观众离场时的感受,是不是有温暖、感动?我把焦点更多放在这些上面了。

(记者:王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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